1969年阿波罗号飞船首次成功登上月球，实现了嫦娥奔月的幻想。
很多诉讼类型和案件类型都进行了视频录像。我们只是要求法官表达对视频录像影响的看法，并非一定要求他们实际参与。
[24] 因为时间较长的听审和审判需要多个视频文件进行记录，所以试点项目记录的158起诉讼程序共需要757个视频文件。还有一部分律师表示他们不想让法官失望（39人，占22%）[20]，或者他们想利用视频录像进行培训或案件准备（33人，占18%）。讨论庭审录像的数量和类型以及一些当事人拒绝录像的原因。庭审录像对主审法官或审查法院有帮助。另外一部分律师（59人，33%）认为视频录像将会向公众普及有关法院的知识。
法庭诉讼只有在法院征得各方当事人都同意的情况下才可被记录。一方面，当事人认为作为政府官员应该同意视频录像。分主体看，相较于执业者对专家作用发挥给出高达90%的好评与中评来说，法学专家群体显然认为专家在立法中的作用发挥很不够（好评率仅38.1%、差评率为19%）。
其中，立法符合实际程度得分（70.4）略低于立法公正合理程度得分（71.0），但也没有明显差异。立法完备性的差评则低于20%。在各个法律部门中，有关民生和社会治理的法律与社会公众具有最密切联系。其中立法完备性是法律规范体系是否完备的表现形式，是对法律规范体系形式的要求，民主性是对立法本质及其过程的要求，立法科学性是对立法内容的要求。
[14] 参见朱景文：《人民如何评价司法》，载《中国应用法学》2017年第1期，第100页。具体途径包括：其一，充分运用媒体的法律解读功能，通过媒体将抽象、专业的法律条文变成生动、易懂的条文解读。
在法学专家、政府工作人员、司法工作者看起来非常容易查阅的法律文本，在普通百姓的心中却彼此隔膜，无论是国家立法还是地方立法，其主动查阅的实际次数或者积极性均不高，这当然不利于我们发扬民主、追求良法善治的美好愿景。当前，完善我国立法机制应着力推进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将立法规划和计划的编制作为立法程序的首要环节，建立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机制，在充分论证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科学确定立法项目，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和系统性。同时根据专家履职情况及立法实际需要，建立专家顾问团和专家库的动态调整机制。学术界其实很早就注意并分析了相关立法与实际国情之间的脱节状况。
相比较有关法律文件的各种形之于外的统计数据而言，主观评价的确存在结论因人而异的问题，这容易让人产生主观评价不可信、客观数据才接近真理的误解。社会公众认为法律管得太宽的问题在实践中并不突出，好评、中评比例分别为46.7%、36.3%，差评比例仅有17.0%。综合分析上述问卷数据，可以发现：公众、执业者、专家对法律体系完备性评分依次是71.6、70.8、73.0，平均得分为71.8。朱景文：《论法律评估的类型化》，《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等。
实际上，在征求对法律草案的意见时，究竟选择什么调查对象，听取谁的意见。就是在确保法律体系完备、立法机制完善的基础上，构建以宪法为核心、上下有序、内外协调，各部门法和同一法律部门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之间协调一致、有效衔接、价值融贯、调控严密的法律体系，为从法律大国迈向法律强国奠定基础。
[1]这一系列创新思路和观点，因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球善治潮流，既是对中外法治文明经验的高度总结与凝练，又是以问题为导向，扎实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的第三次重大突破。二则法律作为调整特定领域社会关系的最大公约数，需要体现国家和社会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权利-义务、权力-责任要求，对此，过分夸大个别专家在立法中的作用不仅无益，反而是有害的。
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时间一般不少于三十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思维往往是跳跃式的，对于其中因果关系的认知非常模糊，如果始终停留在这样一种层面，那么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也是很不充分的。科学立法首先是一种科学合理的立法制度安排，其实质是专业化、规范化的知识积累。三是立法民主、价值优良、社会参与、凝聚共识。[10] 表1 中国法律规范体系指标 如此考虑和安排的基本理由如下： 第一，本体论方面，强调建立严谨合理的法治理论基础，以体现良法善治的实质法治为主、兼顾形式法治，在人民获得感与专家和执业者认可度的基础上构建立法效果评估指标体系。问卷又提出专家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在立法中得到反映反馈的问题，要求法学专家和法律执业者统一作答。
[12] 第二，价值论方面，强调秉持清晰明确的价值观，从法律规范的三大价值要求（完备性、科学性、民主性）出发，将作为研究对象的法律规范体系的建构及其实现（含监督）效果指数化。因此，本研究报告的得分表现为两种，一种是百分制的得分，如法治实施体系得分68.7。
评价最低的是社会法，差评比例达62.5%，可理解为尚有许多领域不完备。实践中，普通百姓由于相对欠缺创制法律的专业知识和信息，因此对提出立法建议感觉遥不可及。
科学立法就是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以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和目标，来决定立什么样的法，增强立法的科学性。虽然我国近年来关于劳动者权益保护、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等方面的立法工作日益提速，但与人民群众对依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期待相比，仍有相当的差距。
金善达：《法治指数评估的制度建设路径研究——基于系统论的分析视角》，《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科学立法要求立法过程尊重和体现规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立法需遵循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客观规律，强调立法的客观理性，此即所谓立法的理念和精神。就是要进行立法成本、守法成本、执法成本社会效益分析，深入研究立法所要达到的经济社会效果，增强立法的实效性。行政执法工作排名第三，分别有36.7%的好评和43.8%的中评。
法律规范体系、法治监督体系和法治保障体系处于70分以上，占60%。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
具体而言，查阅法律的好评率（66.5%）远远高于了解审议内容的好评率（26.3%），与之相反，查阅法律的差评率（17.6%）又大大低于了解审议内容的差评率（36.6%），其理由一如前述。二是立法需遵循立法工作本身的规律。
综上所述，在我国立法公开业已取得一定成就的情况下，各方主体对于立法公开性的评价仍很一般，尤其是社会公众何以对法律可接近性（access law）的评价极低就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13]此次法律规范体系评估，我们没有沿袭过去以客观指标即官方统计数据为依据的静态方法，而是以中国法治建设实践为出发点，接轨国际法学界有较广泛共识的法治理论，从人们对法治的理解角度出发设定相关指数，即以主观指标为主，官方统计数据作为矫正依据，这是一种将主观评价与客观数据结合起来得出综合性结论的工作思路。
分主体来看，公众、执业者、专家对立法机制完备性的好评占比仅分别为29.5%、9.2%、6.1%，这其中公众评价相对较高，很可能同他们对立法体制机制有距离、不太熟悉有关。但法律执业者的评分表明，司法领域的立法状况介于基本上有法可依和一些领域还存在法律空白部分法律没有与时俱进之间。这首先归因于我国现行立法的公开化程度不够、随意性较大。就定量评估指标设定的一般理论而言，同一事物的指标之间要具备互斥性（mutually exclusive即各个指标互不相同、彼此不相涵括），穷尽性（exhaustive即各个指标加总起来能够反映所指涉的基本现象）、单项性（uni-dimensionality即各指标所反映的是同一事物）和互换性（inter-changeability即各指标之间高度一致、可以替换）等四个特征。
其中，评价最高的是刑法，好评比例达68.1%，接近于比较完备的程度。调查结果显示： （1）针对向制定该法律的有关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问题，全体被调查者的总评分是65.6，三种问卷的总和好评率、中评率、差评率分别是16.3%、35.9%、47.8%，这个评价结果应该说是比较差的。
具体而言，提出立法建议的好评率（16.3%）远高于立法建议反馈的好评率（4.9%），而前者的差评率（47.8%）只是略低于后者的差评率（69.7%），这说明尽管相关建议得到立法机关反馈很困难，但就某项立法提出很好的意见建议无论对公众、执业者还是法学专家，都不是一件轻松简单的事情。（五）违背法定程序的。
公众的差评率高达73.4%，又远远高于专家（26.3%）和执业者（43.8%）的差评率，甚至超出了后两者的总和。是否能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适时变化。
